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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然:从一张珍贵的抚顺“私贴”看东北现代金

2019-04-25 18: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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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前不久,笔者在一古钱币网上,见到泉家保存着一张抚顺商家印制的私贴,这张私贴出自抚顺康尔屯的“泰和湧”,十分罕见。

  私帖是私人商铺、钱庄、银号等所出之筹码钱票,以代替钱币流通。清咸丰以后,奉天市面制钱供应不足,商户多作欠账交易,每到端午、中秋和春节清结账款时,存欠相抵后的差额,由债务方写出欠据,这类欠据,当时在市面上替代银钱辗转收授,如同货币。此种欠据即是私帖。

  私帖原以制钱为本位,初期仅在商号间相互转让,后来发展为钱帖和银帖两类,作为代用货币在市场流通。私帖形成初期,为临时填写的信用证书,金额不定。后来演变为金额固定的代用货币。钱帖有1吊文、2吊文、5吊文、10吊文、20吊文、50吊文、100吊文、500吊文的制钱私帖。“泰和湧”保留下来的是最大面额的500吊文私贴。[1]

  泉家珍藏的这张私贴让很多抚顺人感到迷惑。康尔屯在哪里?“泰和湧”是什么商号?规模什么样?这些都成为未解之谜。

  这张私贴出贴时间为光绪乙亥年冬月十五日,也就是公历1875年12月12日。我们知道,抚顺现代商业发轫于上世纪初。1901年,候选知府王承尧率先获得朝廷许可,开采抚顺煤炭。此后,千金寨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东北重要商埠。而这张私贴出现在千金寨兴起的20多年以前,显然与千金寨无关。

  私贴所标注地理信息是康尔屯,然而在今天的抚顺地图上却找不到这个地方。1995年出版的《抚顺县志》记,1908年(清光绪三十四年)县境分8区,旋改为6乡,其中,第6乡在县域北侧,“辖57个村,……碾盘沟、康尔(乐)屯、李应屯”等。[2]

  “康尔(乐)屯”,这种标注方式应该有两种解释,一是康乐也称康尔,二是编纂者无法确定是“乐”还是“尔”。那么“康尔(乐)屯”到底是不是私贴上的康尔屯呢?程廷恒主编的《抚顺县志略》上有答案:“碾盘沟,西北25里;康尔屯,西北12里;李应屯,西北20里。”[3]。由此可确定,宣统年间的康尔屯,后来又称康乐屯。从“西北12里”记载看,这个村子就是今天顺城区会元乡的康乐村。

  旧时商号、店铺取名与今天大不相同,若想体现数量众多,一般多用万、元、丰等字;事业持久多用长、恒、久等字;规模巨大多选元、泰、洪等字;发展顺利就用亨、和、协。以此看,“泰和湧”中的“泰”寓意规模宏大,而“和”则希望发展顺利。“湧”,形声,从水。一般多为烧锅、油坊用字,象征源源不断,这种取名方式体现了我国传统人文思想。

  那么,今天的康乐村是否还会有人记得140多年前“泰和湧”呢?它究竟是怎样一家商号?为了探查究竟,笔者一行来到康乐村展开调查,非常巧合地找到了“泰和湧”的后人——今年88岁的王成泽老先生。

  王成泽,1931年11月生于会元乡康乐村。1948年,17岁的他被当时驻抚二〇七师强行抓走,当了一名大头兵。半个月后,随部队退往黑山一带,被解放军消灭。他从此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七纵队的一名解放战士,多次立功。

  据王成泽老先生介绍,大约在清咸丰或同治年间,他曾祖父兄弟等人从山东省济南府一个叫小王庄的地方相约“闯关东”来到了抚顺。刚来的时候,康乐这地方大部分都是旗人土地,曾祖父兄弟们就靠给人家打工过活。由于肯吃苦,头脑灵活,逐渐积累了一些家产。后来,兄弟几个合伙开了一家油坊,取名“泰和湧”,生意做得十分红火。“据我爷爷说,那时候我们王家的油坊在这一带是规模最大的,家里有牛,有马,日子过得相当了得。”王成泽老先生说。

  后来,因给王家放牛的一青年发生意外死亡,王家与对方打起了官司,致使生意做不下去了。王成泽老先生说:“到我爷爷那一辈,生意就不行了,主要就是因为跟‘小放牛的’家里打官司,听我父亲生前讲,为了打那场官司,俺们家的黄豆都一车一车地往外拉,从此家业衰败了。”由于年代久远,王成泽老先生没能提供更多有关“泰和湧”的信息。

  私帖在发行初期只限于发行所在地流通。《抚顺县志略》记载,初年,康尔屯有80户,总人口只有485人。王家发行的这张私贴显然不只是在康尔屯流通,应该涵盖抚顺城及周边地区。需要说明的是,1875年的抚顺,尚未置县,“清朝廷于康熙二十九年(1690年)在抚顺设章京驻防,直接隶属于奉天副都统。”[4]根据沈阳市志记载,奉天当时发行私贴多为钱庄、当铺、粮栈、烧锅、油房等商号,私帖多用于购买粮谷、土特产品,支付工资运费,使用范围较广,周转有季节性。往往在冬季粮谷和士特产品上市时发行,来年春天回收兑现。至于“泰和湧”私贴流通范围究竟有多大,尚无证据说明。

  据考证,私贴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。奉天地区私贴约是道光八年(1828)在辽南盖平开始的。“这种‘钱票’可替现银现钱流通,简易方便,商民欢迎。”[5]

  甲午战争之后,外国资本主义的金融势力开始渗入东北,参与竞争和掠夺。特别是日俄两国,通过设立银行,操纵我国金融和财政。日俄战争期间,日本人为了筹措战争经费,在我国东北发行15000元军用票,这是日本金融势力侵入东北的第一步。其金融机关,最早为横滨正金银行,设于清光绪二十六年,该行设分行于辽宁旅顺、铁岭等处,发行钞票收回军用票。随后,为实现其金融侵略目的,又在我国东北及朝鲜发行正金银行银票,约有1000万元,朝鲜银行的金票(上印有朝鲜老头又称老头票),约有4500万元,这种钞票仅用于我国东北及朝鲜,到日本至可兑换但不能通用。[6]

  1895年沙俄伙同法国银行在中国开设了由它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,在东北发行大量纸币——羌贴;(对这家银行抚顺人应该不会陌生,当年王承尧、翁寿等人开设煤矿之初,由于资金不足,遂引入华俄道胜银行资本金出让股份,由此抚顺煤矿被沙俄控制。)

  当时,奉天境内有数十家外国银行机构,所流通的外国货币有鹰洋(墨西哥银元)、羌帖(的纸币)、“老头票”(日本朝鲜银行纸币)、日金(日本正金银行纸币)等,极大地扰乱了东北金融秩序,从而导致私贴也渐呈泛滥之势。当时,发行私贴的不仅有商铺、钱庄和银号,就连铁匠铺、杂货铺、木匠铺也开始发行私贴。正如当时奉天兴业银行总办谈国桓所言,“钱法之乱,今日已极,通国皆然,东省为最。”[7]

  为了滥发私帖,1894年(光绪二十年)奉天华丰官帖局发行官帖。1905年奉天官银号发行小洋票,禁止私帖发行,奉天省城私帖有所减少。“但在省辖各县商人,地主还在继续发行,致使私帖仍然流通,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年间。”[8]

  1913年开始,“日本帝国主义乘我财政困乏、金融紊乱之际,制造了奉天小洋票挤兑风潮,妄图摧垮奉天币制,达到侵略东三省的目的,给奉天省商民带来一场灾难。”[9]

  四年(1915年)4月,时任黑龙江财政厅长唐宗愈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,东北“(银)行设愈多,币发愈杂,无数私币流行,外币如日本老头票、正金钞票、朝鲜银行钞票、正金银行金票,尤以不备现金专做汇兑吸收财权,日形膨胀,深有殷忧,至东三省官银号兑现被挤,风潮激烈。”为此,他特别强调政府必须要掌控私贴,对其进行限制。“凡发行钱飞、屯帖、街贴各铺户,一律向县知事署登记发行总额,限期一月,未及登记或后请发行者一律禁止。……私贴操纵之权握于政府之手,若网在纲,整理自易。”[10]

  1915年5月,王永江升任奉天省财政厅长。他面对奉天省财政积欠和积弊,提出了一系列补救之策和重刚严法方针。王永江针对当时奉天银行兑现因银行纸币流通乏力,私贴泛滥问题,提出整顿金融必取缔私贴。他主持制订了《收销各县私帖章程》,规定“收销私帖无论数目多寡,统限于七年八月底止,分作五期一律收清。以本年十二月底为第一期,明年二月底为第二期,四月底为第三期,六月底为第四期,八月底为第五期,期满绝不展限。各县如有不届期满,提前归清者,应予以特别奖励,其期满仍未收清者,即行撤惩。并要财政厅与奉天各银行号商议暂饬分行号,多发官币,以资周转。”在一番努力之后,“奉天省财政之面目即为之一新。”[11]

  根据记载,当时,抚顺发行私贴在6年(1917年)均被禁止,同时各商号所发私帖一律收回。据统计,抚顺地区共发私帖25440.50元。7年(1918年)6月底共收回20440元,其余于8月底如数收清。[12]

  5年(1916年),兴京县境18家商号发行私贴52382元,县署遂分5期收销巨流河“复兴昌”票、兴京东南山坡子“四合长”兑换券、兴京旺清门富江西“巨德立”代换券等若干种私币35816元,尚有16566元未经收销。直至9年(1920年)底,各处仍然继续发行私币,县署相继共收销18次,当众烧毁。[13]

  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,随着清朝统治衰落和崩溃及北洋政权的逐步兴起,中国在上陷入了四分五裂状态。但随着经济的发展,东北现代金融业也开始了艰难起步。清末民初之际私贴的泛滥,即是新旧金融秩序交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货币金融形态。一方面,私贴承载着我国传统社会以信为本的商业文化和道德理念;另一方面,泛滥的私贴也暴露出中国传统商业、金融文化在步入现代社会时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。而帝国主义所恰恰抓住中国学步于现代社会门槛前的蹒跚之机,将东北视为俎上之肉,干扰和截击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。私贴的历史变迁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。

  [11]辽宁省档案馆:《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》[M].(第3册 第68、218页辽宁省档案馆编 199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