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态度的新闻门户

考古界的段子手写了本有情有味的书

2019-11-28 19:54
TAG:

  我想,已经不需要再搬出“考古界的网红”、“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,上班也就等于上坟”这样的流量段子来介绍他了。

  自从去年出版了考古散文《考古的另一面》,又在网络平台“一席”上做了关于浙江南宋墓葬的演讲《考古人的“寻墓记”》(点击阅读),这位本职工作—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,从事浙江地区宋元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考古学者,被越来越多的人圈粉,他也经常出现在钱报记者关于墓葬考古的报道中。

  上周,他的新书《考古四记》正式上市,钱报读书会也第一时间邀请郑嘉励,在1月28日下午2点,晓风书屋·中国丝绸博物馆店,做一场新书分享会,说说很多人都感兴趣的“寻墓记”。

  钱报记者的经验,每次写到墓葬,阅读率总是很高,而对于一位考古工作者而言,古墓葬确实是日常工作中最常遇到的文物类型。《考古四记》中的重头文章都是关于墓葬的,比如《史嵩之墓》、《黄岩南宋赵伯沄墓发掘记》,还有《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记》,全面还原了一座墓葬从发现到发掘的全过程,有情有味。

  必须马上找来电钻,放水。否则明天等丝绸博物馆的专家来,打开棺木,里头满满一汪水,搅成一锅汤,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,谁都负不了这个责任。

  一觉醒来,天已大亮。电视、报纸上全是地宫发掘的消息。我给母亲打了电话,说,孩子从事着一项有意义的工作,至少在今天是这样的。

  郑嘉励没有直接回答,随手拿起办公桌上最近正在读抄的《古诗十九首》,翻到《去者日以疏》:“去者日以疏,生者日已亲。出郭门直视,但见丘与坟。古墓犁为田,松柏摧为薪。白杨多悲风,萧萧愁杀人。思还故里闾,欲归道无因。”

  “《古诗十九首》里头最能够打动人的诗篇,通常是些跟坟墓有关的意像,这首诗说我们一生下来,就逐渐走向归途,与衰老、死亡越来越近。”

  他继续解读:出了城门,看到一片坟墓——因为汉代坟墓就在城市边上,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长久,连坟墓也不能例外,陵谷变迁,会变成田地,会变成沟壑,多么令人伤感啊,我们赶快回家乡吧,别等到哪一天把骨头都抛在了异乡。然而,我却回不了家。

  郑嘉励说,对于坟墓,当然很多人会害怕,选择逃避。但如果不太忌讳的人会发现,墓葬确实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意象,它连接着生与死,存在与虚无,过去、现在与未来,“实际上是把一个人逼迫在非常戏剧化的场景,一个有张力的环境中去拷问自己的生活。”就像这首诗,只要很平实的写来,内在的情绪张力就足以打动人。

  因为这些墓葬年代偏晚,考古一般都讲史前,至少先秦,同时,如果又不涉及重要历史人物,或者重大题材,比如宋六陵,宋元明墓葬就更加无人问津了。而郑嘉励除了少数涉及高规格的贵族大墓,比如上本书讲到宋六陵,新书讲到史嵩之墓,或者在普通人中知名度很高的雷峰塔地宫。

  多数情况下,郑嘉励会刻意选择村野小墓,有些是无名无姓的平民墓,甚至是空墓——他最近正在写温州龙湾的明代英桥王氏家族墓地,一片空墓的故事。

  宁波东钱湖畔,南宋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,尚有许多散落于荒郊野外。石人脸上冷漠的表情,仿佛世间一切荣辱,一切悲欢,都与他们无关。

  你会发现,郑嘉励的写作是反其道而行的——绕开一些重大考古题材,偏偏在大家都认为不重要的、说不出名堂的地方,他偏偏在此下工夫,反而写出味道,走出另一条路。

  传统的考古工作者通常只写三种文字,一种是考古发掘了什么东西,就把遗址、墓葬客观记录下来,不需要夹杂个人观点,私人情绪更不允许进去,这是考古报告。

  一种,我发掘了墓葬、遗址,对它有些前人未有的新看法、新观点,——当然不是“我很感动”的那种,而是表达一种学术观点,这是学术论文。

  还有一种,是把我的工作对象、学术观点介绍给大众,让一个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人都能看懂,那就是科普文章。

  考古工作者的工作,除了主动发掘,更多的是配合基础建设而展开,高速公路修到哪里,铁路开到哪里,他们跟到哪里。发掘过程,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,日常生活,与老百姓同进共出,有些地方的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。

  除了考古发掘的科学工作,也有大量的生活琐碎,鸡毛蒜皮——跟施工队磨合工期,动到老百姓的田地又涉及青苗补偿,雇佣民工,管理民工都需要妥善安排,而考古队本身也有一摊吃喝拉撒的事。

  用《考古四记》序言的作者缪哲(艺术史学者,浙江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)的话说:“考古者的工作,便介于村调解、包工头、野行者与人文学者之间,其所牵涉的人际协调、社会组织及二者所带来的书斋外的经验与感受,是其他学者不易想及的。”

  “考古发掘的过程,会呈现出非常丰富的一面。在我看来考古发掘从来不是纯科学的工作,讲文艺一点,我们连接着遥远的古代,又站在了当下经济建设的时代最前沿,面对古人留下的遗物和文物的命运,是保护还是舍弃?

  无时无刻不考验着你的判断力,你的价值观。你跟老百姓生活、劳动在一起,他们的悲欢离合,喜怒哀乐,我们怎能置身事外。

  在工作中,我们会形成许多对历史、对现实、对社会、对人生的看法。这些看法显然无法装进考古报告、学术论文里头,也无法装在科普文章里。那很自然需要一个出口,于是逐渐化为另外一种文体。”郑嘉励这样说。

  比如《妾之命运》,讲到郑嘉励的同事刘建安在温州瓯海发掘的一批明墓,当地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,挖掘机在身边轰鸣,现场一片狼藉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胶水味道,外地人待一会眼睛都痛。明清墓葬不为人所重,到面临建设破坏,文物工作者又不能不管。

  郑嘉励把墓葬材料整理出来后,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:一对夫妻墓,边上还附葬一个小妾,而这个小妾是墓主人62岁以后娶的,然后由这个明代小妾的命运,联想到自身的生活困境。剧透到此,已经可以脑补各种故事,请大家自己看书。

  陈魁及其妻汤氏一生的盖棺论定。除了这两通石碑,我们原先对他们一无所知。这些被历史遗忘的人物,因为墓志的偶然出土,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。

  “我一直认为,考古工作者是当下最有生活、最接地气的人文学者之一,然而他们的文章通常都极其乏味,这是我至今不能明白的事。”

  这里的渤海,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渤海,而是丽水景宁县的小村庄,2007年为滩坑水库淹没,已经永远消失了。当时,有一座明墓刚好位于水库的淹没线之下,郑嘉励独自前往对墓葬进行清理和迁建。

  村民陈老师告诉郑嘉励,建造豪墓的是陈坦庵的儿子陈璗,当地传说,他是明银矿的“浙南银王”,村里有很多粉碎矿石的银磨盘,对面山上还有开银矿留下的银坑洞。

  丽水山区最近一千年来,最大的历史事件不是烧瓷器,而是开银矿。明代银矿开采,由政府控制,设立银官局,负责银矿开采、催征银课,派钦差太监前来监督征税。而在第一线劳作的矿工,来自社会底层,多为亡命之徒。 郑嘉励调查银矿史迹时,发现当地人对璗公的开矿故事津津乐道,却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家乡曾经遭受的苦难。

  “这就非常戏剧化地把朝廷、太监、地方官员、矿头、地方士绅,底层民众的命运,都串在这条线上。而这样的历史,在今天依然活着,依然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。直到水库建成后,一切化为乌。”

  家乡淹没后,作为库区移民,陈老师移居宁波某地。文章的最后,郑嘉励讲到,2010年前后,陈老师与他联系,问他手头是否有陈坦庵墓淹没之前的照片。郑嘉励这样写——

  他说现在常常会想起祖坟,但记忆中的总是不够真切。我与陈老师的孩子见面了,他告诉我,爸爸的视力越来越不乐观,爷爷离开山村到宁波不久就病逝了,遗愿是把骨灰埋到老家去。

  陈老师遵嘱将父亲的骨灰带回家乡,埋在老家的后山。山坡下的一面湖水,淹没了家乡的一切证据,在他的记忆中,祖先的光荣事迹将被进一步放大。

  在宏大叙事的历史中,这样的村庄注定将被遗忘。但对水库移民而言,他们生于斯,长于斯,关于家乡的历史与现状,关于家族的悲欢与记忆,却是人生的全部。

  郑嘉励的笔触,落到了文物背后那些小人物的命运,行文简洁而克制,流露着自然的情绪——有时甚至不露痕迹。

  2000年前后他看了《童年往事》,一个人看着流泪。他觉得这种电影不能多看,好像非常负能量。“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我会逃避这种电影呢,原来是因为我怕,害怕它把你过去藏起来的伤口一点一点撕开,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字其实就是《A Time to Live and a Time to Die》,关于生与死的往事。

  他以一个少年的角度来看时光的过程。没有大事件,也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,但是,在舒缓的镜头下,情绪一点一点酝酿,到最后,彻底击中我们内心中最软的那一部分。

  “我希望以后,人家会认为我为浙江考古闯出一条新路。”新书中,也收入了郑嘉励纪念考古前辈牟永抗的文章,首发于钱江晚报。“他们那一辈人,筚路蓝缕,非常艰难,但做什么都是开天辟地的,开创了很多的考古领域。我希望退休的时候,也能够被认为是浙江考古某个领域的开拓者,这是对我职业生涯最高的褒奖。我说这句话是由衷的,当然,我知道这很难,但是一点也不困难的事情不值得做。”郑嘉励说。

  在嘉兴子城的北城墙位置,我做了一条从地表至生土深达5米左右的解剖探沟。从现代的水泥地面,直到战国时期的地层。嘉兴城市两千多年的发展史直观地展示在剖面上。我希望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,都有这样的城市剖面,将千年的历史沧桑直观展示出来。